Letter 12: 十五年的《出潮入海》
这样的寻找直到极度困难的疫情期，直到在英国的两次漂泊生活中才慢慢浮现。这些文字居然是以英文的形式从内心走近我。它们用自发的组合排列方式，用不同于中文的发音方式托出我很多年想写的内容
除了极少数职业作家，大多数人一辈子能好好写作的时间没有多少。
写作是巨大的时间黑洞。在洞里只有螺旋，没有其他声音，只有自己的心跳、自我怀疑和外人的不解。
我上一次写书的时候，还是在2010年的英国。在北伦敦的公共图书馆里，我用的是有线网络，那个时候我还未用过任何苹果产品。那个时候，社交网络也极度不发达。我的书《民主是个技术活儿》出来之后，也没有做过任何线下推广，那就像一个史前时代。
像很多新浮现的出版作者（new published writer)一样，出书并不能立即改变生活（这一点太多数未出书的人并没有想到），而一样需要寻找寻找一个新的career。当我回国之后，在公关、媒体继续沉浮的同时，我创办了“三明治”这个写作社群，一做就是十五年。
三明治几乎从未给我带来过金钱回报，但它在15年间也基本是一个可以自我支持的事业。它像是我的半张名片，但它并未覆盖我作为独立写作者的那部分。我是工作坊的策划者、很多稿子的编辑，一个小型企业的法人，当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。我有众多的角色，但是留给长时间的写作很少。
当然，更大的困惑是来自文本本身。在脱离了新闻的思维之后，我在寻找能和我一起呼吸的文本。这些文本需要有自己的灵魂、意识和生命力。写作者只是塑造它的手，而它们有自己的眼睛和天线。
这样的寻找直到极度困难的疫情期，直到在英国的两次漂泊生活中才慢慢浮现。这些文字居然是以英文的形式从内心走近我。它们用自发的组合排列方式，用不同于中文的发音方式托出我很多年想写的内容——它当然需要来自发源我的潮汕，需要来自童年的时空，又需要呈现我身上的复杂世界性——将它们蒸馏提炼出来是很艰难的。
所以，写作确实就像一种内分泌。只有在一定的催化作用下，才能释出，而且并不持续。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正陪父母第一次到桂林。我发现桂林这个城市很像潮州，有一条贯穿全城的江，有原生态的老街，和亚热带独有的树木所带来的空气氛围。
那个时候，我大概完成了五六万字的书稿吧，或许多一点。但总之是到了写作中途的一个困顿点。一个作者最开始想倾泻的情感和故事，到了写作的某一个阶段，它们会像力竭的水龙头一样，吞吞吐吐地发出了一些怪响，就是出不来水。然后，自我怀疑就开始反扑起来。
写作关乎几件事。我认为首要是语言，语言最好像一个酱缸，虽然这个比喻不太好听，但是确实是要把读者陷在里面，闻着气味，难以自拔。当代读者的“陷入”时刻其实非常有限，工作电话、微信消息、一个突然而来的快递包裹，都足以让他们抽身而去。怎样让他们愿意和你的文字多呆一会呢？大概是两点，一是让他们通过文字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“质地”的人在和他们说话；二是，这个声音有没有那么点意思，有没有那么一点独特之处。不像是资料，或者AI。
我的五万字开头部分建立了这些基础的语言风格。但还不够。对于一本书来说，关键要命的地方，我姑且称之为它的“合法性”。就是别人为什么要读你这本书？单线叙事是大部分作者开始写某部作品最早最直接的想法，但它容易陷入一厢情愿的境地。比如说《阿嬷》电影如果只有开头的潮汕线，估计票房得滑铁卢，真正吸引人的是后面泰国的海外叙事线。于是我想到了，把在UEA用英文写潮汕的另一条叙事线交织起来。
但是这样又带来了新的难题。那么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关于语言吗，还是关于潮汕，或者说关于抽纱？我发现这个酱缸正在把我自己陷进去。幸好，就像抽纱的丝线能够相互贯通一下，潮汕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世界性，和我这么多年来回走动的亲身经历，足以在世界性(cosmopolitan)和潮汕性（teochewness)上面去统合整个文本。就这样，到了去年九月底，我交出了接近14万字的第一稿。
现在，我第二次从闵行郊区的住所看到窗外的荷花开了。夏天正在全面来临。在潮汕，夏天是午后沉睡的地板，是绿豆汤和“和尚头”青草水，是“透风台”。我怀念那种午睡的正当性，在成年之后，我已经从身体里自我抹去了这种节奏。现在每天的节奏，是下午三四点孩子放学的前后，就像两个世界。
书出版之后，是另一种节奏。推广是一项专门的工作。观察亲朋好友、不认识的读者的反应，书店和文化机构的兴趣，一切都是不受自己所控制的momentum. 这一浪能够掀得多高，也决定着下一浪。在以写书分割的成年生活里，机会的窗口并没有几个，这是对写作者的残酷。
我还不知道下一本，是写育儿，还是继续写漫游潮汕。我只停留在此刻，用抽纱把书包裹起来。我的老公老嬷（曾祖父母）、阿公阿嬷，应该能收到这本书的讯息。一个孙仔在那座消失的老厝建成100年之后，写了对往日潮汕，对他们的一封情书。
《出潮入海》
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6月第一版